“我们曾经有‘有教无类’的招生原则，但是呢，今天的高考选拔功能异化颠覆了‘有教无类’的平等原则。我们曾经有‘因材施教’的教育原则，但是以考为本的教育，使‘因材施教’演变成‘因考施教’的以末为本的施教。”
近日，在旅美教育家黄全愈的教育全集出版发布会上，黄全愈与众多教育专家对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黄全愈以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为中国公众所熟知。
最近一段时间教育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的发布。北大附中原校长赵钰琳认为这一纲要的提出，标志着国家对教育质量和教育人才培养问题的重视。但是“非常不协调的是，中国的两个著名学府，北大和清华，为争夺高考状元打起了口水战。”赵钰琳说。为了增加状元人数，他们除了统计那些“裸分状元”外，还有“加分状元”、“民族状元”、“自主招生状元”、“保送生编外状元”等。
赵钰琳认为虽然现在有了校长推荐制、自主招生等措施，但是不科学的评价标准，“以单一的考试成绩评判教学质量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。正是不科学的评价标准制约了目前我国一流人才的培养。
美国也有状元。黄全愈介绍，美国每年有不少优秀的学生能在SAT考试中获得满分，这些满分者就相当于美国的“高考状元”，但是“哈佛大学曾经把365个状元中的165个拒之门外”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：单元的结合是1+1<2，多元的结合则是1+1>2。
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：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，他们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，遇到可以撞击思想火花的对手。“中国的高考只认分不认人，即便录取的全是状元，由这些特色单一、特点相似的同质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是不健康的，甚至形成的是1+1<2的环境。”黄全愈说。
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对待状元的不同态度，反映出了中美两国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同。在黄全愈看来：“中国培养的是考生而不是学生。”
赵钰琳介绍，当年北大附中有个实验班，教育部对其采取特殊政策：这个班的学生不参加高考，但是最终都能上北大清华。对这些孩子的教育也相对特殊：让他们用两年学完高中的课程，减少做题的时间，注重素质的培养。
对这些学生用高考试题进行测试，成绩能达到上北大清华的标准。这些孩子进北大清华后，大多数学生成为骨干。与高分考入的学生相比，他们的思想活跃，创造性强。
这个实验由于种种因素没能坚持下来。赵钰琳说，实验结果至少证明，如果能卸下学生们身上沉重的应试压力，学生们能更加轻松的发展。
“北大与清华继续争夺高考状元，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愈发应试化，中国一代代人的创新思维就在以考为本的基础教育中逐渐退化。”黄全愈说，“什么时候北大不再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，应试教育就不攻自破，素质教育才能曙光初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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